我于1939年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我父亲潘宜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交通部的常务次长。1945年我才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因为在官场的穷愁潦倒、落魄压抑而悲愤自杀，我成了没落家庭的孤儿。紧接着，新中国建立，社会转型时期我又成了出身不好的“黑五类”“落后分子”，遭遇是很坎坷的。我一方面要改造思想，力争跟上形势，适应新社会的要求，一方面业务学习还是抓得很紧，今后总要以自己的本领、能力去报效祖国人民，才有自己的光明前途。在小学、中学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在我上高中二年级时，刚实行五分制，我在年级12个科目上是全五分，操行也是五分，就在高三开学典礼上受了重奖，我所在的重庆市第一中学是重点中学，全校高初中6个年级30多个班共约2000人，上台领奖的也就10来个人，受到全校师生一致称赞。高三毕业时，参加高考，12个志愿中我前4个志愿都填北京大学，到发录取通知书的同时，《重庆日报》1957年8月26日头版2条报道了四川省招生情况（那时重庆市属于四川省），说当年四川全省高考报名学生是23000多名，录取了9600名，约为2.4比1。又说，考生志愿过于集中，有人志愿报得高，成绩虽好也可能落选，例如北京大学在本省只录取了二三十人，但第一志愿报该校者竟达1900多人。我有幸成为那1900多名中的前二三十名，实在是与长期一贯的努力和积累分不开的。
1957年秋我进入北京大学后，正赶上“反右”运动的后期，我们新生和老同学一起参加对右派的批判和斗争。1958年，是“大跃进运动”又搞“红专”辩论，我成了“白专典型”，受到批判，以后一系列运动中，我都是革命的对象，始终抬不起头。到1963年我们毕业时，投考研究生，我虽然成绩考得最好，却又因为是“白专典型”而不予录取，分配工作被派到四川成都的地质部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现在叫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又遇上“四清运动”、“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那时的当权派抓住我的出身，和一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意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历史总是公正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该死的活不了，该活的死不了。上级党委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加强教育。尽管如此，我的转正定级期还是拖了三年。广大革命群众见我北大名牌六年制毕业的大学生三年才转正，都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1977年恢复了高考。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阳春三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科学大会”，是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颇具历史意义的大会，真正开始了“科学的春天”。会议刚结束，便宣布恢复研究生制度，年龄上限定为35岁，过了不久，又通知年龄上限放宽到40岁（后来听说很多老科学家向上面反映，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必须把“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多招些进来）。我当年刚好39岁，于是就抓住这千载一时的宝贵机会报考了研究生，我报的导师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尹赞勋先生，他是中科院地学部主任，又是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是著名的权威大师。多年搞运动，学的东西都荒废了不少，给的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月，幸亏还基本上捡回来了。5月间初试，6月间接到复试通知，7月间到北京报到参加复试。招生办公室的老师叫我过两天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复试，并告诉我初试成绩，一共考3科：政治、外语、普通地质学，每科100分，总共满分300分，我政治考了90分，外语（俄语）考了87分，普通地质学考了83分，总分260分，名列第一，鼓励我复试好好考，争取更高成绩。结果，复试中的口试成绩是优，成绩是86分，也算满意了。
当年9月，我同时收到中科院地质所的“不录取通知书”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10月初到当时北京林学院旧址报了到，听说了当时录取的情况，中科院主管研究生招生的副院长严济慈先生在汇报会上说道：“我们以往研究生都分散在各个所里培养，我们现在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成立研究生院，把全院各个所的一年级研究生都集中到一起培训，我们研究生院的教师一开始到各个所和名牌大学去请，同时也要培养我们的师资力量，所以这次成立师资班。各所招办都可以把成绩好的转到师资班来！”后来我就被转到了师资班。这样，由于中科院领导的决策，就决定了我后半生主要为科学教育事业而献身了！我也以能从成都考回北京并留在北京工作而心满意足。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我在研究生院更加积极地学习，焕发出自己的第二次青春。1981年底，我毕业论文答辩以“优秀”的成绩获得通过，得到了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我毕业后留研究生院任教，一开始我就讲了两门课程：《综合地学基础》与《古生态学》，我认真备课，好好讲课，还组织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参观博物馆等，也耐心给学生在课后指导复习、答疑，等等，我还当过几届班主任，为学生服务，充当学生与领导间的桥梁，使得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也帮助领导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了学生一致的好评。一位学生在网上无记名评课中给我留下了这样的话：“潘老师对待学生极其认真负责，是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师。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非常有激情，他把我们当做他的朋友，除了收获一份知识外，更多的还是感动。遇见潘老师，是我一生的荣幸，也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宝贵财富。”
我1983年被定为讲师，1986年提前晋升为副教授，1997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享受了国务院的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我退休之前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2000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我算是实现了自己的终身追求，也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位置，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上正式党员后，我就一直被选为基层离退休支部委员，2009年当选为支部书记，2012年连选连任，至2015年换届时才卸任，但随时都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退休之后，我接受返聘，还为研究生讲授两门课：《古生态学》与《地质科学史》，直到2014年研究生院迁到怀柔校区为止，2013年，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地球科学学院在庆祝35周年校庆时，表彰了108名“突出贡献教师”，其中有我，荣誉证书上注明我的教龄为33年。以前，我听说有人提出了“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我想，我从1963年大学毕业开始工作，1999年退休后又返聘到了2013年，不刚好实现了这一口号吗？
我现在过了79岁生日，虚岁就是80了，也就是年届“耄耋”，我应遵循“健康第一，工作第二”的原则，就是在好好注意科学养生、安度幸福晚年的同时，还要争取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永远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