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有三个女儿。我们家三姊妹小的时候和父亲的交流不算多，因为他一年总有几个月在出野外，又在周口店和“五七干校”都待了一阵，所以那时候我们只知道他是做研究古人类工作的，具体的就不清楚了。真正和父亲有些深入的交流还是这些年，可以坐在一起或在电话上聊聊家常。父亲是个非常节俭的人，衣服很旧了也不让扔。吃东西更是凑合，他做的菜就是把盐、蔬菜等他认为需要的营养一锅烩，根本就和色香味不沾边。我们认为他没有味蕾，他说他有味蕾，只是不愿意为吃喝花太多时间。八零年前后家里最先买的电器是洗衣机和电冰箱，也是为了从做家务中省下时间做科研。
和他生活上的凑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科学研究的较真。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沃尔波夫、澳大利亚的桑恩和父亲三人共同提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在他们的假说与主流学说不同而遭受压制，支持者万马齐喑的时候，父亲是那个一直发出自己声音的少数。他不在乎他的观点是否时髦，是否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对他来讲科学的真相是最重要的。和“多地区起源假说”相反的是“夏娃理论”，也就是有线粒体基因组的研究认为所有现代人都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一个非洲妇女，而父亲手里的化石证据和这个理论是有矛盾的。
在父亲上医学院的时候，现代的基因学说还没有出现在教科书里，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在70岁高龄又自学了分子生物学。新获得的知识使他了解到以线粒体基因组回推的局限性，相信“多地区起源假说”并没有错。之后他通过研究化石证据又进一步完善“多地区起源假说”，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近年来，通过成功提取尼安德特人的部分基因已经证明在现代人中含有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而这些初步证据也支持父亲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近几年他仍然和沃尔波夫互相通过电子邮件讨论世界各地古人类最新的发现，直到他体弱得不能再上电脑。
他对我们说，工作对他来讲，年轻的时候还有养家的需要，中年的时候主要是事业，而中年以后就完全是兴趣了。我们每次回家探望，或电话问他在做什么，十之八九他在工作。他的生活规律，每天早饭后就一头扎进书房，对他来讲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一次周末老大送父亲去文化馆做科普报告，听众有很多是中小学生和老年人，都是对人类发展感兴趣的科学爱好者。在报告及答疑结束后，父亲准备离开时，又有许多听众围过来继续提出新问题，我们亲眼目睹他非常耐心地为每位提问题的人答疑解惑。有一次，老二带着八九岁的儿子去古脊椎所的博物馆参观。当父亲为他外孙详细地讲解展品的时候，旁边有几个从山西来参观的大学生说，看来这位老先生是个行家，于是向他请教不懂的问题。无论老幼，只要和父亲讨论他的专业，他都会非常耐心、很有兴致、极其投入地为其讲解。同行的一个人看着父亲为几位大学生热心讲解感叹道：你父亲对他做的事情真是有兴趣啊。
晚年已身体羸弱的父亲依旧对他的专业保持着高度的热情，与我们交谈时，大部分还是要在古人类进化的频道里，对于自己的病情以及饮食等话题都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我们总是找这一类话题和他聊天，每每谈到他专业领域的事情，父亲的眼睛里总会产生异样的灵动，他依旧思维敏捷地和我们谈尼安德特人，郧县人，大荔人，讲基因的碱基对，讲线粒体的女性遗传。我们想父亲是幸运的，能把工作作为兴趣，爱好作为事业。
父亲也总说他是个幸运的人。但是运气常常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小时候，父母工作忙，老大、老二一直被父母放在幼儿园全托，每星期只在星期天被接回家。在我们片段的儿时记忆里，最多的画面就是父母在那里读英文，背单词。我们也跟着稀里糊涂地学会了几个单词。十年文革多少人荒废了业务，父亲却一直坚持着他的学习。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父亲给一个来北京医学院做讲座的英国教授当翻译。当时台下的听众里有人问父亲的同学，父亲是不是喝洋墨水的（在国外留学过）。他还自学了俄文、德文。有了法语广播讲座后他又一节不漏地随着学法语。后来法国邀请他去交流半年的时候，他已经可以和法国同行用法语交流了。到了八十年代末，60多岁的他又从头学习使用电脑。这也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我们三姊妹爱学习、自立、进取的生活方式。
对我们姐妹来说，对父亲的回忆更包括了他为人处世的态度。他待人真诚善良、和蔼可亲、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对同事、学生尽力帮助、不求回报。记得在他担任副所长时，常有同事及家属在下班以后还来家中跟他讨论、咨询大小事宜。父亲总是耐心倾听并认真解答、帮助。
父亲的幸运还包括了与母亲的结合。母亲是做病毒学研究的，她要完成好自己的科研工作，很多年每个周末都要去实验室做试验。孩子出生后她又全面地承担起了对孩子生活上、教育上的责任，使父亲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钟爱的科研工作中。前些年他读工程的外孙为满足人文课程的要求，选修了一门考古学。在最新版的考古学教科书中，关于现代人类起源的部分列举多地区起源是现代人起源的两个主要理论之一。我们在那短短的几行字背后看到了父亲大半生的坚持与努力。
吴航 吴桢 吴东群
2021 年 12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