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刚刚成立不久，我带着学校物理部力学组的教学大纲及课程安排，到钱伟长家征求意见。钱先生和蔼地提出了一些重要看法之后，建议“弹性力学”的课本使用他和叶开源所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弹性力学》，并叮嘱“这门课程请胡海昌先生讲授”。
听了钱先生的话，我心里顿时忐忑起来。
用钱先生说的这本书作为力学专业研究生弹性力学课的主要教材，分量足够。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很难指望书店还有足够数量的此书，但可以联系再版，这事不难。难就难在胡先生能否答应来上课，而且至关紧要的是他能否答应以此书为教材。
这是因为，1957年我刚毕业留校成为一名年轻力学教师时，正值全国“反右”斗争轰轰烈烈开展之际。钱先生作为清华的“大右派”，在各大报纸遭到全国性围攻，同行里的各种大批判文章更是铺天盖地。其中，胡先生等人写的一篇批判这本《弹性力学》的文章，曾引起我们的关注，印象很深。
我不知道，21年过去了，又经历了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心中是否还留下1957年的阴影与纠结？我也不清楚，钱先生这样提议的意思为何？当时，可作教材的国内外高质量弹力书籍很多，胡先生又是否能接受这个提议？……这些问题我都拿不准。
怀着不安的心情，到了胡先生家。征求了对教学大纲及教材安排的意见后，我小心翼翼、一字不改地向他转述了钱先生的意见。结果大出我意外，顺利得出奇。胡先生听完后，一点也没有反对，他十分平静地说：“就按钱先生的意见办吧！我来上这门课，并且以这本书作为主要参考书。”
胡先生的话让我如释重负。他接着说：“考虑到学科的进展，我会写一些讲义进行补充，你有什么意见？”
在胡先生面前，我这个小不拉子，还能有什么意见？！赶紧答应“好！好！”心中大石头落地。
由于我的阅历、资历都浅，当时只想，能请到胡先生来上课就好了，别的事并没有深思。四年后，当我看到钱先生的新书《广义变分原理》及以后胡—钱的大争论等有关事宜，才深深感到，当时胡先生能慨然承担这项工作是多么不易。在他平静的表情下，内心该有多么大的波澜？我也才意识到，像胡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的人生际遇、学术思想有过多少身不由己的纠结与痛苦。他们曾被讥讽、羞辱、践踏、遗忘，被炼狱之火燃烧，身心满布历史的伤痕，却仍然在寂寞之中维系着自己内心的尊严，没有牢骚，绝不怨天尤人，更可贵的是，也没有多余的辩解与说明。浩劫过后，一旦天晴，他们顾不上舔舐伤口，而是闻鸡起舞，即刻开始接续被迫中断十年的科研，重新走上培养人才的讲台。为此，我对他、对他这一代知识分子肃然起敬。
由此，我也开始了胡先生这门课及后继课程的助教工作。多年来，我觉得胡先生非常易于相处，我们可以很随意地聊工作、聊家长里短。时间长了，逐渐的，他给我一种长辈亲人的感觉，情感融洽，心理贴近，感觉熨帖。他从不训人，也从不以势压人，永远坦诚地对待别人。但在业务问题上，他则方正坚守，一丝不苟。例如，他交给我的讲义手稿，从来没有发现过错误。为此，我要求学校用钢板手刻经我校对的油印讲义，也必须没有任何错误。不管校对多少遍，也绝不能有丝毫大意。
大约在1990年前后，世界著名计算力学翘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卞学鐄教授来我院讲学。他听说胡先生身体不好，要到中关村42楼的胡先生家去看望。胡先生听后，顿时失却了一位举世闻名大教授平素的安静、坦荡，他惶惶不安地连声对我说：“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还是我去看他吧！”又说：“这个家，又小又乱，怎么是好？”
我安慰老师说：“家是小点（当时只有70m2吧），但一点不乱，也很好，没关系。况且，卞老师很了解我们的国情。”胡先生仍让我去协商，直到卞老师坚持说“他身体不好，理应我去才好”，胡先生才终于让步。
胡先生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没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他为人正派，正大光明，正直清廉。我敬仰他学问的渊博，热爱他为人的平易，更喜欢他待人的亲情。要问我他身上有什么特点，我想第一就是朴素，衣着朴素，家里朴素，作风朴素——他这个人像真理一样朴素。
（二）
当时我也真糊涂，根本没有考虑到胡先生来上课的交通问题。那时，学校没车，胡先生也没问。到该上课的时候，他穿着一身干净、半旧的涤卡中山装，从中关村骑着一辆半旧自行车，到当时还在林学院的我们研究生院。他像时钟一样准时进入教室，随即戴上两个袖套，开始讲课。
胡先生讲课认真，十分认真。他首先仔细交代每个问题的提出与立意，而对中间庞杂的数学推导，则多数只讲关键步骤及注意事项，不作细致推导。但是，对最后所得结论，却交代的既详细又有条理。例如，力学中的各种能量原理及定理，头绪多、内容杂。胡先生在讲完这些原理及定理后，给出了十分清晰、简练的总结。对于这些经过他归纳梳理、总结提高的结论，要十分十分小心听，认真记，这是课程精华所在，也是所有教科书及参考文献中找不到的。
这种高水平的讲课给我们打开了窗户，使我认识到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是教好课程的关键。这里，不仅是书本知识，更主要的是教师本人的理解。教书要像胡先生那样，站在书上讲，而不是趴在书上教。胡先生的讲课，使教过多遍这门课程的我，仍然受益匪浅。
我有时想：胡先生的这种讲课：简化大版大版的数学公式推导，突出重点、抓着关键的阐述，和张大千画泼墨荷花何其相似？后者用大写意笔法一挥而就，一幅大气磅礴的荷花图跃然纸上。二位大师在不同领域的立意和方法，可谓异曲同工。
当时，有的朋友问我：“教书二十多年了，又去辅导，改习题，搞讲义，不委屈吗？”我说：“不委屈！真的不委屈！”“文革”中，我被打成“反动小权威”，年纪轻轻得了癌症，经历了近九小时的第二次大手术，在大夫、亲人及朋友的帮助下，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又能聆听像胡先生这些大师们的一流课程，这真是天大的幸福。哪里还能谈到委屈不委屈？
能为胡先生作助教，感到十分幸运。正是由于他渊博的知识、深刻的理解与豁然贯通，才能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同时，也正是由于他十分认真的备课，才能开出这样高质量的课程，培养出一批国内外力学专家。我深深感到，只有教师站在世界知识的前沿，才能将学生引向所学知识的前沿。只有教师知道所教知识的世界脉动，才可能使学生了解与掌握这种脉动。
我在胡先生身上看到的第二个特点是认真，十分认真。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讲课上，也表现在他对业务问题的处理上。记得有一次他告诉大家：“以后你们无论用到我讲义上的任何一个公式，或者任何书上、文献上的任何一个公式，只要你用它，你首先必须校核它，验证它是否正确，否则，错了，你要自己负责！”在用一个公式或程序前，必须先仔细校核其正确性——这一告诫，刀刻斧凿一样刻在我的心上，永远不会忘，也永远不敢忘。
记住这一告诫，我曾在国外亲历一件事，一位导师让他的学生甲将一个有限元程序转给学生乙。不久，乙向导师告状，甲给他的程序是错的。由于我与甲较熟，导师让我问问。我知道这两位有点不对劲，就问甲怎么回事。他坦然告知：“我把给他的程序中删除了几行。”这样程序当然不通了。我笑了，说：“你怎么像个孩子，做这样的事？”甲却严肃地说：“他在应用每一个程序前，首先就应该检查这个程序的每一行是否正确。”这时，胡先生的告诫又一次在我耳边震响，对呀，为什么不事先自我检查呢？
正是胡先生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踏踏实实做好每件事的态度，激励着我，使我认识到为学在严，严格认真，严谨求实。不论做什么事，只要有这种认真之心，敬畏之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老师。每个人都会成为自己灵魂的工程师。认真对待每个公式、图表与结论，讲究每一个细节，不断地自我检查与反省，把事情做到家，就会获得成功与愉悦。
（三）
胡先生身上第三个特点是创新。
他是一位眼界开阔而又不失深邃的学者，具有通贯的见识和学力，能够将固体力学诸多方面融为一个整体，而又能从整体上将诸多方面的相互联系阐述得一清二楚，可谓气象阔大。我们知道，胡先生在固体力学诸多方面做出了开拓性成果。他常说：“学习贵在创新，尤其要有突破性。”
这里，我只想谈谈在力学界誉满全球的胡-鹫津广义变分原理(Principle of Hu-Washizu)。这个变分原理是胡先生于1954年首先提出的，他用试算法得到了这个泛函。1955年，鹫津久一郎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导出了同样的泛函。鉴于他们二人殊途同归的同一发现，这个变分原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胡-鹫津广义变分原理。
20世纪60年代，国际力学界创立了三个广义变分原理：胡-鹫津变分原理、Hellinger-Reissner原理以及Fraeijs建立的双变量变分原理。这三个广义变分原理打破了经典变分原理的禁锢，推开了广义变分原理的大门，为用变分法寻求力学问题的近似解，开出了广阔的新天地。
胡先生不仅以他的研究成果泽被世界力学界，而且他也被世界各国同行学者所敬仰。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等有限元”课堂上，聆听到教师在讲胡-鹫津原理时，仔细地介绍胡先生的简历及成就，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十分自豪。1992年应德国MAP邀请至亚琛技术大学（RWTH Aachen）讲学时，顺路访问了斯图加特大学Ramm教授，他很亲切地问我：“胡教授最近身体好吗？近况如何？我们都很惦念他。”我告诉他，回国后一定转达他对胡先生的问候，并代胡先生谢谢他。1994年在日本千叶召开第三届“世界计算力学大会”。川井忠彦教授专门告诉我：“请转告胡教授，我们非常盼望他能来参加大会。”当他得知胡先生身体欠佳时，十分诚恳地说：“不能作大会报告，和大家见见面也好。”我为一位中国学者这样被国际学术界尊重而深深感动。
巴黎有一座先贤祠，门楣上铭刻着“献给伟人们，祖国感谢他们”。这里供奉着卢梭、伏尔泰、雨果等文化巨人，也供奉着笛卡尔、拉格朗日、居里夫妇等科学巨人，供奉着法兰西的良心与尊严。
胡先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伟大学者。他创造了不朽的科学成果，为我国赢得世界学者的尊重。他代表中国的良心与尊严，我们永远铭记与感谢他。我想，如果中国也建一座先贤祠，胡先生一定会在其中。
他的一生，值得我们一读再读。那里面蕴藏着人类高尚的精神坚守、向学求知的态度与无坚不摧的意志。随着他的远去，我愈加感到回忆的必要，让记忆潜入人们心底，唤醒沉寂的美好向往，鼓舞一代又一代后人大道前行。
胡海昌在办公室
胡海昌 1983年8月
90年代初 胡海昌在紫竹院
